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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誠傳記背后故事:心里始終裝著患者
    來源:???? 作者: ???? 2016-10-08 16:06???????

     

    在中國神經外科史上,王忠誠絕對是一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

    在王忠誠之前,國內缺乏高倍顯微鏡、CT、MRI、神經外科導航儀等現代化檢測觀察設備支持,在攀登神經外科技術高峰的過程中,無人能達到他后來達到的高度;在他之后,神經外科手術分工精細,醫生工作面變得狹窄,在征服神經外科疾病病種的進程中,后人幾乎不再有可能達到他的廣度;在同時代人中,包括基礎理論和臨床技術,兩方面都無人達到他的深度。并且,在中國醫學科學領域,目前還沒有第二個人同時獲得世界精神外科聯合會頒發的最高榮譽勛章和中國國家主席頒發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然而,這樣一位在全世界神經外科領域都聞名遐邇的公眾人物,王忠誠背后的故事卻鮮為人知。

    欣喜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光明日報社高級記者李家杰撰寫的《病人永遠是我的老師——王忠誠院士傳》一書為公眾了解王忠誠打開了一扇窗。

    是人物傳記,也是歷史梳理

    “其實,撰寫這本書算是一個‘規定動作’。”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的時候,李家杰解釋說,所謂的“規定動作”是指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室要求對每位榮獲最高科學技術獎的人物要撰寫一本人物傳記。“用科學界的話說是國家項目。”

    對于王忠誠,李家杰并不陌生。他撰寫的長篇通訊《一片忠誠為人民——記中國神經外科泰斗王忠誠》就被刊登在1997年8月14日出版的《光明日報》頭版頭條。并引起當時的衛生部部長陳敏章高度重度,專門發表文章,號召全國醫護人員向王忠誠學習。

    但真正接手后,李家杰“大大出乎意料”。“王忠誠是神經外科專家,凡涉專業領域的事,最好有文字資料,可以提前預習,避免在采訪中跟不上受訪專業人士的思路。而恰恰這是一大空缺。所有關于王忠誠專業方面的信息有的只有線索,沒有文字資料,有的還需通過深入采訪去發現線索。另一方面,要全面了解王忠誠,必須找到他的老師、同學、同事、學生、病人,這些人普遍都已經七八十歲,甚至有的已90歲高齡,而且分散在全國各地”。

    但這些困難沒有難倒李家杰,為了獲得第一手資料,他從天津開始,山東、黑龍江、吉林、福建、廣東、貴州、重慶、上海、湖北、江蘇、寧夏、新疆、內蒙古一個地方接一個地方往前跑,下了飛機就采訪,采訪結束又趕緊飛往下一個目的地。

    獲得一手資料之后,李家杰并沒有太多的欣喜與滿足。“這些采訪對象因年事已高,難免會有記憶的偏差,我還要找到旁證后,心理才能踏實。”

    就這樣,利用大半年的時間,李家杰獲得了極為詳盡的第一手材料。整本書在寫作過程中,他避免用文學創作的筆法,而是采用用事實說話的新聞筆法來撰寫。特別在涉及到一些專業詞匯上,李家杰更是小心翼翼。“唯恐在醫學專業知識方面用詞不當。并竭力用科普語言表達,避免外行看不明白”。一位專業作家看過這部傳記后,認定傳記作者“有醫學專業學習的相關背景,否則大量艱深晦澀的醫學知識與專業術語,怎能講述得如此曉暢明了,讓讀者毫無閱讀障礙呢”。

    書中敘述了王忠誠自小刻苦學習鉆研,獻身于中國神經外科事業所經歷的挫折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對如何擺放醫生和患者的位置,如何摘下神經外科珠峰頂端耀眼的明珠,如何成為劃時代的標志,如何戳穿一個個“新療法”的假象,如何帶領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中心小團隊,并引領中國神經外科大團隊,為祖國成功地掌握神經外科國際話語權都有詳細的介紹。

    而這,不僅可以讓讀者看到王忠誠這樣一位卓越的醫學家走過的道路,而且能了解到中國神經外科經歷的發展歷程。

    無論何時,心里始終裝著患者

    “病人是醫生的老師,醫生沒有任何理由不尊重老師;是病人用自己的痛苦甚至生命,在向醫生傳授醫學知識;醫生個人名譽永遠沒有搶救病人的生命重要。”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獨到的見解,王忠誠不論是剛開始做見習醫生,還是成為了中國工程院院士,他心里始終裝著病人的疾苦。

    也正是心里有病人,才使他不斷地從臨床中發現新的問題進行研究,并形成成果“反哺”到臨床應用,開創了一個又一個神經外科的新領域,并占領學術制高點。

    從研制“腦血管造影術”,到脊髓內腫瘤臨床手術取得突破,再到挑戰神經外科界公認的“手術禁區”——腦干,王忠誠破解了一系列的“未解之謎”。

    本書作者李家杰的獨特之處就是在于,既描述了王忠誠在神經外科取得的輝煌成就,同時并沒有回避那些“諱”:未能挽救志愿軍青年戰士腦外傷傷員的生命、神經外科手術室早期血淋漓的場面……就在王忠誠當選院士之后,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將自己在手術臺上出現的失誤自動曝光。不僅向博士研究生講、下級醫生講、并鉛印成冊散發到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人民醫院及各醫科大學校附屬醫院。

    王忠誠始終強調:“醫生的知識來自兩方面,一方面來自學校老師及研究生導師的傳授,另一方面則是來自病人的無私奉獻。對于職業醫生來說,后一個來源更為重要。病人能把身體毫無保留地交給醫生,醫生不可能在診斷治療包括手術治療的過程中,不斷地提高臨床經驗。甚至可以說,醫學本科畢業生、醫學碩士、醫學博士,僅擁有前一個知識來源,缺乏后一個知識來源,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主治醫生、副主任醫生、主任醫生的”。

    “所以,無論病人及家屬心情多么焦急、性情多么乖張、脾氣多么暴躁,一到他面前就會變得安靜溫順配合。他所在的門診室、急診室、手術室和病房,既不需要媒體為之主持正義,也不需要警察保安幫助維持現場秩序,更不需要為維護這片凈地專門立法。”李家杰說,寫這本書最讓他感動的地方,也是王忠誠一心一意為患者的信念。這部書的責任編輯在第一時間讀到書稿的電子版,不禁“熱淚盈眶”,當晚23點50發手機短信給作者李家杰,說“看完作品心潮澎湃,問候一聲”。

    所有期待,所有嘆息

    卸下行政重任之后,王忠誠的時間相對寬裕些。他首先來到醫療條件最差的西部地區進行調研,而調研的結果,讓王忠誠的情緒有些失控。

    已經進入20世紀90年代,貴陽市區的三級甲等醫院對腦出血這種不難確診的病例,仍然經常診斷錯誤;對高血壓引起的腦出血病人,仍然只能收入內科病房治療;對不復雜的顱骨修補術,仍然沒有醫生敢做;對省內每一個顱內腫瘤病人,仍然必須全部轉到外地治療;對神經外科患者就診,仍然讓普通外科醫生頂上。“十臺腦外傷手術,就有八九個患者死在手術臺上。”

    已經到21世紀,在距離首都不遠的內蒙古赤峰市,神經外科仍處于沒有醫生、設備、手術室的“三無”狀態。在當地的腦腫瘤患者中,病情嚴重的占80%。這些重癥患者要想保住性命,必須就近到北京、沈陽、長春三個城市治療。“有10%左右的重癥患者被迫放棄治療,在家等死。”

    在很多地區,因為沒有CT設備,很多腦腫瘤患者錯過了早期發現和治療的時機,病人變成重癥患者。而即便是錯過了早期檢查,小病釀成了大病,患者成為重癥患者,生的希望還是在的。

    但現實是,中國西部廣大農村地區,可以讓重癥患者轉危為安的神經外科專家長時間一片空白。

    這些問題,早在1985年王忠誠主持中國第一次神經外科流行病學調查時候,便已經發現。

    鑒于此,王忠誠提出依靠天壇醫院神經外科中心團隊的力量,把西部地區普通外科醫生以帶教的方式首先引領入門,然后逐步提高,直到將這些醫生中的佼佼者培養成為神經外科可以獨當一面的醫生。

    2010年,西部地區22家醫院帶教工作全面結束,其中有1/3的醫院,神經外科的臨床水平已經達到國內一流水平。但這22家醫院怎么能夠滿足西部地區患者的需求呢?!

    “如果能像20多歲研究‘腦室空氣造影’的時候那樣,用個人的白血球就能換得問題的解決,我愿意再次承受痛苦的折磨。”王忠誠嘆息。而他提到的用“個人白血球解決問題”,是上世紀50年代在CT技術還沒有問世前,為了掌握腦血管造影技術,王忠誠在缺少防護的情況下,無數次暴露在放射線中做實驗,白血球降到2000多,只有正常人的一半。他用自己的健康換來了2500份腦血管造影資料,并在1965年出版了中國首部腦血管造影術專著,使中國神經外科診斷水平縮短了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30年的差距。

    如何解決西部的醫療資源是王忠誠直到去世都在關注和思考的問題,同時,也是作者李家杰想帶給讀者的思考。

    《病人永遠是我的老師——王忠誠院士傳》,李家杰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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